中国垃圾焚烧大跃进：不容忽视的危与机

　　在一个从未重视过垃圾处理的国度，人们有一天发现，也许安装几个大炉子，把垃圾塞进去焚烧，把固体变成气体，把可见变成不可见，是极完美的方式。这个国度如今有将近300座垃圾焚烧厂，它们真的能完成历史使命，不带来一点危机吗？

　　垃圾焚烧，“垃圾围国”真出路？

　　中国人似乎不太重视垃圾处理。这个国家的所有土地都有被垃圾覆盖和侵占的可能。说垃圾围国，一点都不为过。

　　安徽芜湖生态中心是一家本土环保组织，自成立以来，主要做的就是收集中国的垃圾焚烧厂信息。在他们开发的“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上，有一张全国垃圾焚烧厂地图，标有将近300个小气球，每个小气球代表一座垃圾焚烧厂，有的已经运营，有的正在建设，有的仍在规划之中。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十二五规划”，中国在2015年前，至少拥有300座垃圾焚烧厂。毫无疑问，中国将迎来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跃进。现状是一方面政府、企业大力兴建垃圾焚烧厂，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不断质疑。

　　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也在这个信息平台上，不过它的确有些尴尬。这个焚烧厂已于2011年1月正式建成，并尝试生产。但也就是这几次试生产，惊动了周边居民，从此这座垃圾焚烧厂偃旗息鼓，闲置至今。这个当年投资13亿元建设的焚烧厂，原计划每天处理垃圾2000吨，一度有可能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设施。

　　但如今用“亚洲最大的废弃垃圾焚烧厂”来形容它更为合适。

　　时间回溯至2007年，当时位于无锡北部的黄土塘村村委会想把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该村，但又担心村民反对，便以建太公庙为名征集村民签名。这些签名随后被偷梁换柱改为“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签名”，递交给上级部门，由此开始各项招标等工作。几年下来，这座太公庙建起来的样子有些奇怪，它太像是一间工厂，不像一座庙宇。后来工厂偷偷点火反复试验，发出强烈的臭味。村民这才意识到这是垃圾焚烧发电厂，并通过网络得知了其危害，而后开始有所行动。

　　无锡市原先也建有三座垃圾焚烧厂，让当地政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建设更早、环保治理设施更差的垃圾焚烧厂，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同样，在江苏南通市，几乎县县都建有垃圾焚烧厂。除了海安市垃圾焚烧厂遭遇谢勇一家人抗议之外，其他一些工厂似乎都没有引发过周边公众的强烈关注。

　　垃圾如何处理，确实挑战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和政府的公信力。人人都是垃圾制造者，但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处理设施的周围。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最大扶持者，应当具备一种能力，就是让这些必须由公共权力来进行处置的事务，尽可能地公正、透明和优化。显而易见，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在垃圾管理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色。

　　程序正义，难上加难

　　北师大学博士毛达，一直在研究环境史或者说“环境运动史”，而中国当前的环境争议，涉及公众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垃圾处理项目。2006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杭州等地，都发生过较大的“公众与垃圾的战争”。双方开战的焦点，一是程序不正义，二是风险不可控。

　　毛达参与垃圾问题观察，也是从公众争议开始的。2006年，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周边民众不同意在垃圾填埋场内再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按规定，修建垃圾焚烧厂这样的工程必须让公众知情。修建方想了许多办法，但公众仍以不知情为由，抗拒该项目成立。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后来被迫取消，确切说是“科学选址”到了更北边的苏家坨村。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快建成投产。但负责苏家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在环评报告的公众参与部分涉嫌造假。为此，毛达所在的环保组织专门给国家环保部写信，要求取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甲级环评机构资质。

　　在毛达的视野里，周边居民抗议程序不正义最成功的案例当属潘官营村村民抗议“秦皇岛西

　　部垃圾焚烧厂”，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也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如果你现在去秦皇岛市抚宁县留守营镇潘官营村，就会看到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框架和六七十米高的烟囱，距潘官营村村口的道路不足1000米。厂区门口“工程公告”的标牌上标示着：“工程名称：秦皇岛西部生活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单位：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11年5月，河北省环保厅撤销了于2009年出具的该项目环评批文，明确要求：在环评报告重新上报获批之前，该项目不得施工建设。正是这一撤销，让该项目无法继续，迎接它的命运将是拆除、复原土地；而建设方可能因此损失5000万元。

　　当初使这一项目得以上马的重要依据是一份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于2009年3月作出的长达数百字的环评报告。在这本报告的公众参与部分如是写道：“通过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发放调查表、召开公众参与等形式，调查结果表明，100%的公众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和选址。”环评报告后还附上了100份公众意见调查表，这些调查表的“填写者”几乎全部表示同意。

　　村民发现在公众参与部分，村委会证明未经核实的共有35人，剩余的65份调查表虽与实际村民名字相符，但这65人都写具证词并按手印表示：“调查表不是本人所写，且不同意在该地建设垃圾焚烧项目。”报告中说，环评信息第一次公示时间是2009年1月5日-16日，第二次为2月20日-3月5日，但村民表示从未见过此公示。而此后，签名反对该项目者共计1500多人，并有37个村委会共同盖章。当地已经有十几家造纸厂、纤维厂、化肥厂、屠宰场。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大气环境等都已遭受严重污染，承载力已达极限。如果再上垃圾焚烧厂项目，环境将不堪重负。“胜利”虽小，但也喜人。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经此一役，资质从甲级降为乙级。

　　追逐“环境友好”和“社会友好”

　　在北京西郊，从莲石路向西，新近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绵延几十公里，通向刚建成的一座垃圾焚烧厂。厂区位于一个叫鲁家山的地方，这里原本是首都钢铁公司的一个石灰石矿。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周边群山绵延，一眼望去，除了垃圾焚烧厂的职工，不太容易见到其他村民。但其实居民住得并不远，因为潭柘寺离这家垃圾焚烧厂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而旁边的一些村镇其实也就在一两座山头之外。刚开始时，在北京市容市政管委的语句里，鲁家山垃圾焚烧厂不叫垃圾焚烧厂，叫生物质能源发电厂。但后来，终究还是用了“垃圾焚烧厂”的名号。

　　律师黄小山如今对垃圾焚烧厂不像2008年时反应那么强烈。2010年，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开工建设的时候，他还跑去看了看。当时让他惊讶的是这家工厂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严密。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家垃圾焚烧厂的上马至少要经过规划、立项、环评、土地征用等一些列程序。但鲁家山开工前，一切都捂得严严实实。要知道，2010年可是北京公众于垃圾焚烧厂博弈最激烈的年头。黄小山马上又发现一个问题，鲁家山垃圾焚烧厂投资21亿元左右，设计规模每天焚烧垃圾3000吨，按当时计算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垃圾焚烧厂。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3000吨垃圾会运到鲁家山的垃圾仓里。

　　黄小山脑子一转，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鲁家山的好处是“藏在深山人难知”，相关手续走下来，尤其是做环境评估时，几乎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只需征求首钢集团的意见就行。更何况该项目首钢甚至可能握有股份，自然审批过程平滑顺利。但坏处也显而易见。按照每天3000吨垃圾计算，一辆大卡车一天能拉30吨垃圾，每天至少需要100车次的运输。而该垃圾焚烧厂离垃圾原产地至少有30公里。每天走这30公里，耗费多少油，排放多少污染，这些与垃圾发电厂生产的电能相比是增益还是损耗，自然明白。

　　黄小山简单对比一下就已经清楚全中国所有的垃圾焚烧厂其实住址并非为了“发电”，而是为了处理垃圾。发电只是垃圾焚烧厂的一下极不起眼的产出，但如今，这已经成了所有垃圾焚烧厂上马的心照不宣的主要抓手。好像全中国到处缺电，需要垃圾发电来抓紧供应。

　　鲁家山只是北京几座垃圾焚烧厂的一例。如果用2014年2月作为一个时间断面，就可以发现，北京现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北京机场垃圾焚烧厂正在运营，鲁家山正在运营关口。而高安屯二期垃圾焚烧厂、南宫垃圾焚烧厂、苏家坨垃圾焚烧厂正在建设中。如果这些垃圾焚烧厂全部投产，北京将有一半以上的垃圾被投入焚烧炉。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大体形成了几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园区。按照北京官方给出的数据，现在每天产生垃圾20000吨左右。以前绝大部分“废弃物管理”垃圾都是填埋或者说简单堆放处理。焚烧的量不大，堆肥的更少。垃圾填埋场一般占地广大，垃圾焚烧厂的用地面积就小多了。因此，在垃圾填埋场周边僻处一块土地，修建个焚烧厂，似乎完全可以让垃圾园区“永续利用”。

　　但一切在2006年之后陆续发生改变。一开始，北京想要在六里屯和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周边各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但都遭到周围居民的激烈反对。黄小山居住的别墅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不远，他的邻居发现政府办公楼的厕所边张贴着垃圾焚烧厂的环评公示之后，他才慢慢卷入其中，逐渐从一个律师转变成“垃圾问题专家”。

　　不管居民如何参与博弈，北京如今的垃圾焚烧格局大体已定。当然，博弈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研究所所长卫潘明说，北京所有的垃圾焚烧厂都比全国其他地方的要求严格，在常规的尾气净化装置之外，还要再加上一道尾气净化。仅仅是这一项流程就让垃圾焚烧厂的投资规模大增。

　　另外一个改变是垃圾焚烧厂把自己打扮得相当“友好”。鲁家山垃圾焚烧厂浑身上下都涂满了极富感染力的绿色，显得生机盎然，它的烟囱远远看去还以为是个热气球。而所有的垃圾焚烧过程的排放数据都会在门口的显示屏上随时公示，垃圾焚烧厂的在线监测数据也会及时传到环保部和北京市环保局的网站上，公众可以随时查询。而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自2009 年之后就开始了公众开放日，每个周四，任何人都可以前去参观。

　　化解“焚烧风险”的唯一道路

　　无论是垃圾焚烧的支持者还是博弈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露天垃圾焚烧现象愈演愈烈。2013年初，毛达和陈立雯所在的环保组织组建一支“露天焚烧灭火队”，对北京的露天垃圾焚烧开始进行记录和干预。一年下来，在他们制作的“北京露天垃圾焚烧地图”上，至少标注了将近30个点位。

　　毛达收集的数据显示，垃圾露天焚烧所产生的二噁英是现代化垃圾焚烧炉所排放的2000~3000倍。 1998年，美国环保署发现，露天焚烧垃圾向大气排放的有害污染物至少有20多种，包括人们熟知的苯、丙酮、多环芳烃、氯苯、二噁英、呋喃、多氯联苯、PM10、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

　　风险预知越早，防范的可能性就越大。毛达收集的一篇科学文献上说：西班牙国家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癌症与环境流行病学分部的学者，研究了1997~2006年运行的129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14座为生活垃圾或特殊废弃物焚烧厂--之后，在《环境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得出结论：“废弃物焚烧厂及危险废弃物回收利用或处置设施附近城镇居民的癌症死亡风险偏高，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个研究团队的成员早在1996年便发表了英国72座焚烧厂附近居民健康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些癌症发病率偏高，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日本和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只有透明和公开，才是增强公众信任的唯一手段。只有增加经费投入和研究，对潜在风险进行检测，才是应对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环境隐患的理想办法。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对雾霾问题开始强势干预。毛达等注意到了这个趋势，马上想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正在大量上马的垃圾焚烧厂，会不会对当地的空气污染造成新的负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说：“十二五规划刚出来的时候，可能没考虑到空气污染治理会给垃圾焚烧产业带来新的排放控制，但现在空气污染治理成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重大政治任务。北京到2017年PM2.5年均值要降到每立方米65微克以下。如果北京几大垃圾焚烧厂同时开工，对北京的雾霾治理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垃圾焚烧在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变数。对于那些着急忙慌投资垃圾焚烧产业的企业和资本来说，是一个必须警惕的事。”

　　可以预见的是，垃圾焚烧产业仍在摸索的路上，它在中国的未来也将任重而道远。